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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乐·M6有效的经营者第3章有效创新
创新是企业的第一动力,企业本身也是创新的产物,有效的经营者必须是个创新者。但是,创新又是个高风险活动,企业不创新只能“等死”,而盲目创新又可能“找死”。普通的经营者明白创新的重要性,也清楚创新要承担风险,但还是想创新,而在创新方面没有形成一套有效的方式方法。而有效的经营者在创新中总是秉持一定的原则、方法,尽可能地规避和防范风险,而不是甘冒风险。同样是创新,对企业而言,赚了钱的创新才是好创新。有效的经营者追求有目的、有质量、有效益的创新,同时也更重视创新模式的选择。
创新贯穿于企业发展的始终,尽管它已是老生常谈的话题,但又是每个企业、每位企业家都必须认真研究的重要课题。那么,到底什么是创新呢?不见得每个人都能回答清楚。约瑟夫。熊彼特在《经济发展理论》一书中提出的创新观点,不仅轰动了当时的整个西方世界,而且它的影响一直延续到今天。
创新是一种性的变化。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把经济区分为“增长”和“发展”两种情况,经济从增长到发展是一种性的变化。增长是数量的增加,一万辆马车还是马车,马车只有变成蒸汽机车,实现质的飞跃才是发展。熊彼特提出,创新是把一种从来没有出现过的关于生产要素和生产条件的“新组合”引入生产体系。
上述五种情况的创新,依次对应现在常讲的产品创新、技术创新、市场创新、资源配置创新、组织创新。
从熊彼特的上述阐释来看,创新最初指的是企业创新,是企业对新的生产要素和生产条件进行新组合。其实,我们今天不难理解什么叫“新组合”。比如新能源汽车,它是把电池、电机、电控组合起来,区别于燃油汽车的油箱、发动机、方向盘的老组合。电池也是组合,即把正极材料、负极材料组合起来。商业也一样,互联网经济实际上就是将互联网要素和实体经济组合在一起,我们把线上搜索下单和线下的产品结合在一起,通过快递等物流形式进行新组合,区别于传统的大型购物中心、柜台、售货员的组合。
谁来做新组合?其实,主要就是企业,企业是新组合的主要载体。创新活动本质上是一个经济过程,只有以企业为主体,才有可能真正坚持市场导向,反映市场需求。二十届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指出,要加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和战略性资源支撑,从制度上落实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企业的创新目标极其明确,就是要解决什么问题、做什么产品,都是和生产经营、市场变化密切结合的,最后要落到经济效益上,要么有当期效益,要么有市场价值。
企业创新的核心是技术创新,解决的是产品开发和制造的问题。在当今的高科技和新经济时代,技术迭代加速,数字经济呈现指数级成长,技术创新至关重要,核心技术成为企业存在的基础和竞争的利器。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企业能否根据市场需求和变化,不断研发市场需要的新技术、新产品,是企业在竞争中求生存、求发展的关键。即使是传统企业,也得用技术创新来助推企业进行转型。
熊彼特强调和重视企业家的独特作用,认为企业家的职能就是实现“创新”,引进“新组合”,企业家是“经济发展”的主要组织者和推动者。企业家一词源于法语“entreprendre”,最初的含义是“承担”。法国经济学家让·巴蒂斯特·萨伊认为,企业家是那种具有判断力、忍耐力等特殊素质以及掌握了监督和管理才能的人。熊彼特认为,“企业是实现新的生产要素组合的经营单位,而企业家是实现生产要素组合的人”。德鲁克认为,企业家是创新者,是最大限度地规避风险、有目的地寻找创新源泉、善于捕捉变化并把变化作为可供开发利用机会的人。
创新是企业家的灵魂,企业家也是创新的灵魂,企业家是能用创新思维点亮企业的人,要勇于创新,在关键时刻要敢于做出改变。企业家的任务是什么呢?那就是平抑、减少相关风险,进行有效的创新。德鲁克认为,企业家精神的本质就是有目的、有组织的系统性创新,创新并创造了财富的才是企业家。企业家跟企业的规模、性质、所有制形式,以及自己的人格特征等均无关,任何所有制的企业都可以产生企业家,无论是所有者还是职业经理人,都可能是企业家。
企业家创新、创造财富,并非必然要冒险,企业家的重要能力是发现机遇。尽管冒险是企业家的天性,但不是企业家的必然选项。熊彼特所处的工业时代,机会很多,成功率也高,企业家敢于冒险就会成功;而到了1985年,西方国家工业化已经基本完成,德鲁克提出企业家必须要进行有目的的创新。如今,新一代企业家大多都是拥有高学历、有知识、懂科技的人。企业家的创新不仅要有胆量,还要特别理性。企业家要敢吃螃蟹,还得会吃螃蟹。也就是说,企业家确实要创新,但还得会创新,不仅要敢于创新,还要善于创新,也要遵循市场和科学的规律。
过去,我们讲企业家做企业家的事,科学家做科学家的事,但今天应该是高度融合的。科学家型的企业家有技术优势,但也要加强学习商业知识。对于很多传统型企业家,我鼓励他们学习科技知识,要做懂科技的企业家,这是时代对当代企业家所提出的新要求和新挑战。
最近,我到企业调研时发现,企业的创始多是某一方面有专长的技术人员,然后他们创办了企业,企业做得不错。例如,宁德时代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宁德时代”)的创始人曾毓群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船舶工程专业,后来在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攻读博士学位,亲自主持或参与了多项发明专利。
改革开放初期,企业家的成功主要靠胆商,后来主要靠智商、情商和逆商。从一定意义上说,胆商就是敢为人先的能力,智商就是辩证看问题的能力,情商就是理解他人的能力,逆商就是解决困难的能力。在顺利的时候,智商和情商起主要的作用,但是在困难的时候,逆商则会起重要作用。在成功的要素里,情商和智商大概只占成功要素的30%,而逆商要占到70%。对当下企业而言,除了智商、情商外,企业家更需要逆商,直面困难、解决困难的能力也非常重要。
面对困难,企业家既不要悲观失望,也不能盲目乐观,而是要务实达观,保持战略定力。就困难而言,我有三点思考。
要挨得住,不能躺平。“否极泰来”讲的是困难达到极点,就是要有转机了。最困难的时候,往往困难也快过去了。
困难既然出现了,我们不能当“鸵鸟”回避,要在战略上藐视困难,在战术上重视困难,千方百计地去克服困难。
在当前环境下,企业和企业家的韧性尤为重要。有句俗话说, “弯的扁担不容易断”,我建议企业家成为这种“弯的扁担”,增强自身韧性,提高对社会和经济发展的适应性。所谓“疾风知劲草”,我想这个“劲草”就是有韧性的草:
我们要做经得住刮的“劲草”,要做有韧性的企业,成为有韧性的“劲草式”企业家,才能带领自己的企业一起生存下去。
资本是企业家用于创新的杠杆。在熊彼特看来,资本就是企业家为了实现“新组合”,用以“把生产指往新方向”“把各项生产要素和资源引向新用途”的一种“杠杆”与“控制手段”。资本不是具体商品的总和,而是可供随时提用的支付手段,是企业家和商品世界之间的“桥梁”,它的职能在于为企业家进行“创新”提供必要的条件。
作为创新的主体,企业是促进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衔接的有效载体。科技创新的成果,最重要的是要能实现应用,变成产品,为企业创造效益。如果科技创新只停留在科技层面而非转变成产品的话,创新就会被束之高阁。我们要把科技创新和企业创新之间的通道打通,关键在于要有效发挥资本的作用。
再优秀的企业家,假定没有资本的支持,也不太容易做成事。尤其是技术创新,早期大多是高投入,若没有风险投资或资本市场其他渠道的支持,一般企业是难以为继的。比如芯片研发,就需要大量的资金,而这个资金通过资本市场就会来得比较快,如果只靠政府资助和原始股东的出资,实际上是不够的。有关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23年6月30日,科创板已上市的542家企业首发融资额共8477亿元,而这要都靠政府和原始股东出资是不现实的。如果通过银行获得这笔资金,科创企业的研发周期过长,前期利润微薄,又无法承受高额的银行利息。怎么办呢?有效的经营者认为,只有加大直接融资,用好资本这一创新杠杆。
很多人把资金和资本混淆了,资金可以通过银行等获得,但是要付较高的利息。一些年轻创业者经常跟我说:“宋总,企业发展所需的资金筹集起来很困难。”我就说:“那你去找私募基金,看看能不能融点资。”有时,一些省里领导也会跟我说:“宋总,我们省就是缺两样东西,一是技术,二是资金。”
其实,他们缺的是创新文化和资本,有了创新文化就有了技术,有了资本企业才能稳定发展。资本不是“资金”,“资金”借了毕竟还是要还的。
党的二十报告明确提出,要“健全资本市场功能,提高直接融资比重”。2023年10月,中央金融工作会议明确指出,“优化资金供给结构,把更多金融资源用于促进科技创新、先进制造、绿色发展和中小微企业,大力支持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确保国家粮食和能源安全等。”吴晓求在《中国资本市场:第三种模式》一书中提出,美国是以资本市场为主的金融体系,德日是以银行为主的金融体系,中国是把两者结合起来的金融体系,发展多层级的资本市场,根据企业的成长周期来选择各自融资和资本运营的方式。
这几年,我国科创板、创业板相继试点注册制,深化新三板改革、设立北交所等资本市场的制度创新,为科技企业提供了宝贵的创业资金。科创板坚守“硬科技”定位,创业板服务成长型创新创业企业,北交所和全国股转公司则服务创新型中小企业,它们在打通科技-产业-资本的良性循环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现在,上市公司发行股票筹集的资金大多用于企业的创新和转型。
最近,日本也在检讨破灭之后的30年来防范风险过度,拼命降低杠杆,企业不也不投资,有钱就还之前的,以降低资产负债率,结果失去了很多发展机会。我们要吸取这个教训,鼓励企业家融资发展,这样才能让经济正着转。但是,如果大家都上银行融资这座独木桥,这不仅会推高企业的融资成本、财务成本,也可能会给银行带来风险。所以,企业要特别注重拥抱多层次的资本市场,加大直接融资力度。目前,企业直接融资大致可分为如下三种。
2023年6月16日,政府领导李强主持召开政府常务会议,审议通过《加大力度支持科技型企业融资行动方案》《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条例(草案)》。会议强调,要把支持初创期科技型企业作为重中之重,加快形成以股权投资为主、“股贷债保”联动的金融服务支撑体系。近年来,我国私募投资基金行业发展较快,在服务实体经济、支持创业创新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23年12月末,私募基金管理的资金规模达20.58万亿元,现在制定专门的行政法规,将私募投资基金业务活动纳入法治化、规范化轨道进行监管,有利于更好地保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促进行业规范健康发展。
我去过杭州的基金小镇,这个小镇居然有2000多家基金公司,以这样的规模去投资企业,就比较容易支持企业的发展。民间的私募基金优先孵化和培养独角兽企业,因为这些企业发展到一定程度后会上市。胡润研究院发布的《2023全球独角兽榜》列出了全球成立于2000年之后,价值10亿美元以上的非上市公司,独角兽企业总数达到1361家。其中,美国有666家独角兽企业,中国有316家,美国和中国的企业约占全球独角兽企业总数的72%。中国的316家独角兽企业中,在北京、上海、深圳、广州和杭州的占到70%。尽管经济增长放缓,但过去一年,全球新诞生了500多家独角兽企业。
近年来,资本市场进一步强化了自身为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提供融资的举措,形成层层递进的企业成长路径和良好的多层次市场发展生态,可以为我国不同阶段、不同规模的企业提供支持,满足企业的融资需求。企业要充分利用科创板、创业板、私募股权、风投基金等资源,选择适合自己的各种融资工具。不同地区的上市公司情况差异较大,广东一个省就有800多家上市公司,而仅深圳的上市公司就超过400家。所以,我们必须要大力发展直接融资,一个城市里上市公司多,私募基金多,这个地方的企业就发展得快,经济就发展得好,这必然是有一定道理的。
今天在创新的新组合中最重要、最核心的要素是科技,衡量企业家能力的重要维度就是能不能把科技这一要素组合进来,科技创新是企业创新的核心。一般来说,科技创新包含三层含义:
二是技术,技术的任务是发明,即运用科学知识、科学技术,首创出先进、新颖、独特的具有社会意义的新事物与新方法,能有效地满足某种需要。工艺、装备等都要依靠发明,而发明主要是工程师的任务。
三是创新,企业创新重在产品,企业家的任务是如何把产品做得更好,成本更低、功能更强、质量更高,最后取得效益。
科学发现是技术发明的基础,技术发明是企业创新的基础,没有科技创新很难进行企业创新。一方面,一个重大发现会带来许多发明,这些发明本身又带动了企业的创新,它们之间是相互联系的。比如气体状态方程中的节流原理,它在实践中的应用是空调和冰箱。另一方面,企业创新也促进了技术发明和科学发现。比如企业在17世纪末18世纪初就开始造蒸汽机,那时还没提出热力学定律,花了几十年时间才把蒸汽机造了出来,而后才催生了热力学定律。
常常有人认为,科技创新是一项纯粹的市场化活动,但是科技创新其实从来都离不开政府的支持和引导。科技创新既需要有为政府的支持,也需要有效市场的培育。尤其是以来,我国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进一步加强了对科技创新的支持。像“神舟”飞天、“天问”探火、中国空间站全面建成、“奋斗者”号万米深潜等大国工程,这些重大的科技创新都是在政府的支持下实现的。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范内瓦·布什写给罗斯福总统的报告中提到,美国过去的科学技术主要依赖于欧洲,但美国必须加强自身的基础科学研究,美国政府应大力支持科技、支持教育。
这份报告对美国科技和教育政策产生了重大影响,美国这么多年来也采用了政府支持和指导的科技体系。
我之前去日本出差了解到,日本有个部门叫经济产业省(过去叫通商产业省),在整个科技创新的布局、统筹、指导等方面都做了大量的工作。也就是说,日本政府在科技创新方面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德国也是如此,德国政府补贴科技公司创新研发费用的比例最高可达100%,公司通过银行渠道,只要把用于科技研发的费用单填好,银行就会依据程序把这部分费用补给公司。
我当年任职于中国建材的时候,收购了一家德国高科技公司后,银行并没给我们补贴。后来在一次两国领导共同出席的会议上,我向时任德国领导默克尔提出建议,应该把中资企业视同己出,给予相同的补贴。结果,默克尔领导在当天下午的大会上就承诺给中资公司同样的补贴。于是,中国建材所属的这家技术公司得到了相应的补贴。
发达国家的政府都在大力支持科技创新。国有企业在西方被称为公营事业,这些企业加大创新投入,带动了民营企业的技术创新,实际上也是政府支持科技创新的一种方式。如今,无论是国家层面还是地方层面,我国政府都对科技创新倾注了很大热情,并予以大力支持。
过去10年间,合肥的GDP 翻了一番,达到了1.2万亿元,合肥模式很值得全国一些大中型城市学习。
温州模式是大力发展民营经济;苏南模式是发展乡镇企业;浦东模式是发展中外合资企业;深圳模式是大力发展创新创业;合肥模式则是在创新和资本的带领下,发展现代制造业和新型工业体系。合肥每年都会举办世界制造业大会,这里聚集着大量新型工业化项目。我认为,合肥模式具有以下特点。
合肥探索出一条后发经济城市发展的道路,政府积极主动作为,为企业搭台唱戏。合肥政府最大限度地整合资源、凝聚合力,集聚全球科技创新要素,打造科技体制机制改革的“试验田”和高科技企业成长的“高产田”,把科技创新优势转化为竞争优势、发展优势。同时,通过经济体制改革,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
合肥不仅有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还有中国科学院等所属的科研院所,培育了大量的科技创新人员,也将一些科技成果迅速转化并形成创新优势。2022年10月,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科技商学院正式成立,把科技和商业结合在一起,为合肥的科技人才创新打造新的生态系统。
虽然安徽省上市公司数量相比有些区域还不够多,但其中一半都在合肥。除了上市公司外,合肥在私募基金等方面其实也很有特色,用政府基金引领,私募基金进入,培育独角兽企业,然后再上市,高科技创业公司都愿意去合肥落户。我去合肥几家上市公司或拟上市公司进行过调研,诸如国盾量子、晶合集成等企业都做得非常好。
合肥利用投资洼地效应,迅速集聚企业和资源,坚持把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作为主攻方向,深度融入长三角现代产业体系,共建G60生物医药、工业互联网、环境产业等8个合作园区(数量居长三角第一位),携手打造新能源汽车和智能网联汽车世界级产业集群,推动新能源汽车产量三年跃居全国前五位,集成电路产业竞争力五年跃居全国第六位、长三角第三位。
合肥是一个新兴产业和高端制造业的集聚地,无论是电动车还是光伏新能源等产业,都很有规模。此外,合肥还有两个特色行业:
自强不息是安徽企业家的一大优势,大家都知道当年徽商走遍天下,这就是创业基因。合肥这些年发展迅猛,徽商文化和企业家精神都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2024年1月底,我们在中央局第十一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必须继续做好创新这篇大文章,推动新质生产力加快发展。创新是一项艰难的、风险重重的工作,但又意义重大,普通的经营者明白创新要承担风险,而有效的经营者认为创新是有目的地寻求机遇的过程,应尽可能灵活运用创新的原则来规避风险,而不是去简单地“甘冒风险”。
企业是一个营利组织,受到严格的商业约束,因此做企业就得有效益,就得赚钱,这是每位企业家必须要思考的问题,创新也是如此。面对市场约束,企业必须做能赚钱的创新,把创新与经济效益紧密联系起来。如果创新没有效益,企业也就很难对创新进行持续的投入;创新烧钱烧到最后,企业都被拖垮了,再好的创新也做不下去。
当年,摩托罗拉通过66颗环绕地球的低轨卫星组成的全球卫星移动通信系统,使铱星电话在全世界任何一个地方都能接收到信号。但是,铱星电话和后来的手机相比很笨重,无法解决信号屏蔽问题,费用也很高,没有产生效益,于是退出了舞台,摩托罗拉因此受到了很大的拖累。
现在,埃隆·马斯克的SpaceX (太空探索技术)公司发起的星链计划,目标是以大约4.2万颗卫星构成的星链网络,围绕地球轨道运行,来建设一个全覆盖、速度高、容量大和时延低的全球通信系统,尤其可为偏远地区提供低成本的互联网覆盖。应该说星链计划利用了现在资本市场对创新的支持,而铱星电话所处的时代并不像今天的资本市场这样支持创新。
所以,企业在研究创新的时候不是要把所有的创新都拿来用,而是要思考创新的效果怎么样,能否创造效益。像特斯拉前几年不赚钱的时候,它的市值就有几千亿美元,比丰田的市值还高,资本市场看好了它的未来那也行。如果既没效益,也没有资本市场的估值,那么再好的创新都不能做。
百度的口号是技术改变世界,多年来从搜索引擎到人工智能、自动驾驶,发展的核心始终是技术。当然,这个技术要获得市场认可才算好,它遵循的原则是“攀登珠峰,沿途下蛋”,在长期研发投入的过程中也要有结果,有收入,有利润。近年来,中国建材大力发展光电材料、复合材料、膜材料、石墨材料、工业陶瓷、人工晶体六大新材料业务,这些新材料都实现了工业化量产,而且都能赢利。中国建材是产业集团,创新不是摆“花瓶”或搞“花架子”,不能量产、没有规模效益的创新坚决不做。
在企业里,我不反对大家探索科学奥秘,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兴趣爱好,有强烈的好奇心、喜欢探索未知事物是好事。但我同时认为,研究黑洞、引力波、人的起源这类问题,不是企业创新要聚焦的事情,企业很难为此提供专门的实验室和经费。不可否认,企业里有些技术人员的科研实力很强,甚至能带来足以推动世界科学进步的重大成果,比如日本岛津制作所的一位基层研究员因自己的研究成果而获得了诺贝尔奖。但总的来看,企业还是要发挥技术创新的专长,盯着新产品、新技术、新工艺,解决这些实际问题,这才是企业创新的立足点。
作为中国在校大学生创业的第一家上市公司,科大讯飞始终坚持“顶天立地”的发展战略。“顶天”是指核心技术始终保持国际领先,“立地”是让技术成果实现大规模产业化应用。依托国内首家上线的讯飞开放平台,科大讯飞在教育、医疗、智能办公、智慧城市等应用场景,不断扩大应用规模,进而通过“算法—数据”的持续闭环迭代,实现源头技术创新和产业应用的良性互动。
其实,传统产业中需要创新的业务也不少。像最新的智能化水泥生产线多人,吨熟料标准煤耗下降了20多千克,这就是很大的经济效益。所以,企业的创新要紧紧围绕企业的需要和发展进行,最终要为企业创造良好的效益。
创新不一定都靠高科技,中科技、低科技、零科技也可以创新。德鲁克1985年在《创新与企业家精神》一书中澄清了一个误解:只有高科技才能创新。按经济学里的康德拉季耶夫周期理论分析,欧美经济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到1965年的20年间经历了繁荣发展;1965—1985年处于经济结构调整期,欧洲经济开始衰退,但美国却出现了繁荣,新增就业岗位4000万个。而在这4000万个就业岗位中,高科技只增加了600万个就业岗位。所以,德鲁克认为,创新一定要靠高科技的观念是错误的。他用大量的实例证明,创新不一定必须与技术有关,甚至根本就不需要是一个实物。
创新是发现新的价值创造方式的过程,创新的生命力在于价值创造。企业在创新时,不能只盯着高科技,而是要紧紧围绕价值创造这个核心进行,着眼于变化和不同,用不同于以往的方式来达到价值创造和增值的目的。例如,阿里巴巴、京东、滴滴等企业真正的贡献并不是创造了什么技术,而是让我们看到了商业模式创新的价值和创意的巨大力量。
创新活动开始之前,要分析创新的机遇、目标和路径,认真学习前人的经验,细致地谋划组织。德鲁克认为,创新是有目的地寻求机遇的过程,有目的的创新甚至能减少90%的风险。很多人一听到创新就按捺不住了,还没了解清楚项目就立马干起来,这种盲目创新的例子并不少见。从纳米热、石墨烯热、区块链热、元宇宙热,到现在ChatGPT热,有热度是没问题的,但是光炒概念不行,一定要搞懂了再干,要有一个长期的战略目标。普通的经营者好像是为了创新而创新,而有效的经营者强调创新的目的性,并尽量减少盲目性。
企业在创新上不能做冲动派,也不能做盲从者,而是要有方向有风险意识,有的放矢,谋定而后动。在对新技术进行深入了解和认真思考的基础上,企业要找到适合自己的方向和应用场景,扎扎实实地进行那些和自己实际情况能有效结合的创新。例如,中国建材在超薄玻璃、碳纤维、风力发电机叶片、薄膜太阳能电池等领域的成功,都是在认真分析产业形势、市场需求、自身优势的基础上,锁定目标,长期技术攻关的结果,都是有目的的创新。其中,碳纤维是中国建材这些年来一项目的性特别强的创新。
碳纤维是高档复合材料的重要原料,被称为材料行业里“皇冠上的明珠”和21世纪的“黑黄金”。碳纤维的强度是钢的7~10倍,密度是钢的1/4,还有抗疲劳、耐腐蚀等性能,被广泛应用于航空航天、交通运输、新能源(光伏、风电等)、基建等领域,波音787、空客A380、我国的C919和C929等飞机都要大量地使用碳纤维。但是,过去西方国家和日本长期严加封锁碳纤维技术,尤其是美国赫氏和日本东丽等公司控制着高端碳纤维市场,中国建材一直想攻克它。
2007年,我到连云港出差,无意中听说市里有位名叫张国良的企业家在做碳纤维,便马上托人约他见面。第二天一大早,我又专门到张国良的工厂参观,碰巧的是他正在院子里放鞭炮庆祝第一根碳纤维下线。
尽管这个工厂当时生产线吨,但通过与张国良的交谈了解到,他是从做化纤机械的角度去做碳纤维的,我决定支持这个项目,因为他的技术思路在逻辑上是正确的,而且他能在车间里连续工作48个小时,有了这种精神,又有什么是做不成的呢?后来,中国建材以增资扩股的形式参与这个项目,组建并控股中复神鹰碳纤维股份有限公司(简称“中复神鹰”)。中复神鹰组建了一支碳纤维产业化的“国家队”,助攻装备制造难关,从创业之初的年产20吨T300中试线陆续成功量产,填补了我国碳纤维高端技术的空白。
2021年9月,中国建材万吨碳纤维生产线在青海西宁正式投产,项目总投资额为50亿元,首次实现了单线吨的高性能碳纤维生产线设计和高端成套技术自主可控,拥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其中设备的国产化率更是高达85%。投产后,它极大地提升了我国碳纤维供应链的自主可控能力。2022年4月6日,作为中国建材旗下的第一家科创板上市公司,中复神鹰正式登陆上交所科创板,募集资金29.33亿元。
创新不是一个人、一家企业的事,而是一个系统的事。创新不能靠单打独斗,任何创新都是在一个系统组织中进行的,进而形成功能互补、良性互动、开放共享的创新格局。2024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强调,“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激励企业加大创新投入,深化产学研用结合,支持有实力的企业牵头重大攻关任务”。产学研用的深度融合,将科技、人才、创新的供给方和需求方有机地统一在一起,能够高效统筹企业、高校、科研院所等创新主体,推动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深度融合,是科技创新引领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途径。
高校的教育和研究是企业创新的基础。虽然不见得每一门学科都要直接和企业创新有关系,但基础理论的研究最终都会反映在科技创新上。任正非先生曾说过,数学、物理、化学等基础学科一定要做好,培养更多基础科学方面的人才。其实,一些人文学科看起来和科技创新没关系,却处于同一个综合系统。也就是说,今天的很多重大发明,并不是简单来自某个学科的进步,而是来自多个学科整体上的进步。
对高校来说,主要任务还是教育、基础研究,包括重大实验室建设,这些都很重要。就科研院所而言,可以结合着企业的需要,做一些技术上的发明。对企业来讲,就是应该扎扎实实地把产品做好,投向市场,让市场检验创新的成果。产学研用的合作,应该是互利多赢的合作,可以有效激活科技创新资源,提升创新体系效能,是解决科技与经济“两张皮”问题的根本途径。通过产学研用结合,企业可以充分利用高校、科研院所的研究成果与人才优势,捕捉技术前沿趋势,解决企业发展的技术难题,降低技术开发风险,推动技术创新,从而增强企业的核心竞争力。
就企业与高校之间的合作而言,中国建材旗下的中复神鹰与东华大学、武汉理工大学等多家高校建立了“产学研”联合体,以合作研发模式为主,人才培养、咨询服务与委托研发为辅,进行碳纤维相关技术及其应用的研究,在国内率先实现了干喷湿纺的关键技术和核心装备自主化,因此获得了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一等奖。
在企业与科研院所的融合发展方面,中国建材集团与中国建筑材料科学研究院(简称“中国建材院”)实施战略重组,之后整合集团原有科研院所,组建成立中国建筑材料科学研究总院有限公司(简称“中国建材总院”)。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简称“政府国资委”)对这次重组给予了充分肯定,“中国建材院进入中国建材集团,使中国建材集团发展成为国际一流企业成为可能。”近二十年来,中国建材总院与集团内部的制造企业密切协作,将水泥短窑烧成技术、特种水泥技术等成功应用于集团制造企业平台,极大地提升了核心竞争力,促进了集团的科技创新和技术转型。
就企业与高校、科研院所之间的协作而言,由沈阳市政府和中国航空发动机集团出资成立的中国航发燃气轮机有限公司(简称“中航发燃机公司”),发起成立了一个由30多家单位组成的产学研联盟,不仅包括大连理工大学在内的10所高校,中科院金属所等5家科研院所,还包括十几家上下游企业。中航发燃机公司依托大连理工大学等建立了燃机实验室,这种产学研组织把各种创新要素结合起来,使自身一跃成为国际一流的专业公司。目前,它以航空发动机技术为依托,研发制造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燃气轮机,已完成“三轻一重”系列化产品的设计研发与制造生产,相继投入国内多个能源示范项目,并不断推动产品迭代升级和平台化发展,以提升我国工业制造领域的竞争力。
其实,上市公司的发展与产学研用结合也是密不可分的。据了解,1600多家上市公司在2022年年报中提及产学研,约占披露年报的上市公司总数的1/3.近几年在调研上市公司的过程中,我也看到宁德时代、科大讯飞等上市公司在产学研合作中发挥了引领作用,在提高自身科技含量和创新能力的同时带动相关产业发展。
在创新方面,企业应该有效分工,扮演各自适合的角色。企业家应多思考企业创新的目的是什么,在创新中的上下游是谁,是否熟悉这些领域,能否得到有力支持,从这些角度认真思考,就能在创新过程中降低风险。大企业和中小企业可以在创新上进行协同,大企业创新不需要所有工作都自己做,可以技术外包给中小企业。作为全球最大的制药企业,美国辉瑞公司的大部分创新都外包给了中小企业,动员更多的人参与大企业的创新平台,它们之中有的是夫妻店,有的是采用网上下单模式的企业。
无锡药明康德新药开发股份有限公司(简称“药明康德”)创始人李革曾在美国创立普林斯顿组合化学公司并成功上市,2000年,李革放弃在美国的成就,回国成立了药明康德。药明康德于2007年8月在美国纽约证券交易所上市,2015年在纽约证券交易所退市。2018年5月,药明康德在上交所挂牌上市,同年也在香港联合交易所挂牌上市。药明康德的创新采用的也是医药研发外包模式,在全世界有不少的合作点和研发中心,有数以万计的科学家在它的平台上。它还为辉瑞公司等全世界大药厂提供医药创新服务,接受新药研发中某一环节或某一周期的外包,在高起点上接触到大药厂的一些医药创新。
2020年7月底,我去北京汽车集团有限公司(简称“北汽集团”)调研了北汽新能源汽车的经营和创新情况。北汽集团旗下的北京新能源汽车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北汽新能源”)成立于2009年,是我国首家独立运营、首个拥有新能源汽车生产资质、首个登陆A 场的新能源汽车企业。2018年,北汽新能源为了打造新能源技术创新高地,牵头建设了国家新能源汽车技术创新中心,聚集了全球的优质资源。在新能源汽车的核心技术动力电池上,北汽新能源通过与戴姆勒、宁德时代等多家企业建设联合实验室开展协同创新。此外,北汽新能源还与华为、滴滴、百度等企业在大数据应用、智能驾驶以及出行业务产业链上进行深度合作。
什么都是时间的函数,做企业一定是一分付出一分收获。企业创新要务实,要做有质量的创新。相比较而言,企业在熟悉领域创新更容易成功。做企业,业务选择很重要,但选对了业务只是开头。业务选好后,企业可能需要一二十年或二三十年,甚至更长时间才能做到一流。在创新的过程中,如果企业放着熟悉的领域不做,反而进入一个完全陌生的领域,一切都从零开始,就容易犯错。因而,企业千万不要盲目跨界。
创新并非总是从零开始的。在创新领域里,我们应该更多地反思当前已有创新的一些基本情况,看看有哪些经验是可以学习的。其实,生发明灯泡之前,前人已针对灯泡做了90%的研究工作,他在此基础上又进行了大约6000次实验,才把灯泡做出来。也就是说,如果没有别人在前面进行的90%的研究工作,生也很难把灯泡做出来。所以,企业在创新时要总结前人所做的基础工作,不要去做过多的重复工作。
中国建材是全球最大的建材制造商,也是全球最大的水泥制造商。有些人可能认为水泥只是普通产品,但大家想一下如果没有水泥,我们的城市和生活会是什么样子。水泥虽然已有近200年的历史,但其实在这么多年的发展中一直在进行创新。过去,小立窑生产水泥,每条生产线日产规模约几百吨。之后是湿法水泥,每条生产线吨。现在是新型干法水泥,每条生产线日产规模可达万吨。水泥厂也通过大量创新发展成为智能化、洁净化的新型工厂,体现现代工业和自然环境的完美融合。
我在同时担任中国建材和国药集团董事长的5年里,学到了不少东西,也发现了不少机遇,但中国建材没去做医药项目,为什么?因为建材领域的技术人员不熟悉生物医药领域的东西,在一个不熟悉的领域里是很难做决策的。当然,这并不是说不能进行跨领域的创新,外部的某些创新可能对行业产生很大乃至颠覆性的影响,必须认真研究。但是,创新通常需要对一个行业有着深刻的了解,不是积累多年经验的内行,对于风险点和路径往往无从判断,盲目跨界十有会出问题。如果确定要跨界且条件具备,也要有熟门熟路的盈利点作为底部支撑。
当然,创新的成功也离不开有效的管理,人们往往容易忽视管理在创新中的作用。现在,一些科技型上市公司之所以运作得不太成功,原因之一就是科学家与企业家发生了错位。科学家有了创新成果,常有自己开工厂、做管理的倾向,而一旦把工厂做起来了,就会涉及、生产、销售等各种问题,这些未必是科学家擅长的领域。
我曾给创业板的科技型企业老总们做过一场讲座,我问他们:你们搞创业板,上市拿了钱之后做什么?他们说做工厂。我说,做了工厂之后干什么?他们说生产产品。生产了产品之后,怎么办?当然要去卖产品。卖了之后呢?其实,生产产品、卖后收款,都不一定是科学家要干的活。作为科技公司,不见得都要做产品,应该是做出科技成果后就把它卖了,卖了之后再创造下一个科技成果,也就是说,科技成果或技术是科技公司的产品。如果也做那些和企业家所做的差不多的产品,科学家有什么优势呢?
回顾一下当年热门的高校科技公司,包括科研院所办的那一批公司,在发展中大都遇到了困难。这一问题的根源在于一些搞创新的人在技术方面很厉害,但是,对于怎么才能让创新转化为产品或商品,怎么创办企业,怎么盈利,他们却没有经验。所以,科学家在研究创新的时候,还得重视管理,创新做得再好也不能替代管理。
企业对创新是要有选择的,还得掌握火候。正如任正非所言,早走三步是“烈士”,早走半步是“英雄”。有些创新超前就做,就可能成了“烈士”。比如电动汽车,这两年做可以,10年以前不见得能做得起来,创新的时机不恰当,就很难赚到钱。我去日本到丰田博物馆参访时发现,丰田高管1940年就每人开着一辆电动汽车。就创新而言,外界环境的发展、各种技术的成熟度都很关键,当然,一些电动汽车企业现在还没赚到钱。像丰田还是靠燃油汽车赚钱,2023年汽车总销量达到1123万辆,创下了自丰田集团成立以来的最佳纪录,比排在第二的大众汽车集团多200万辆,连续四年全球第一。但是,丰田开发的氢燃料电池汽车并未取得成功,原因是现在加氢站太少了。
抓住机遇是创新的巨大推动力。创新的机遇无处不在,但又转瞬即逝。敏锐的创新意识来自长期实践观察,做企业要用心,才能把握创新机遇。在这里,我总结一下可带来创新机遇的五种情形。
当前,我国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其中,既有严峻挑战,也蕴藏着大量的创新机遇。结构调整带来的创新机遇,包括扩大内需投资拉动、双循环市场、技术创新、绿色低碳、“一带一路”倡议、“走出去”等方面,每一个方面都大有可为。每次大的经济结构调整,总有企业因不适应变化而销声匿迹,也总有企业因敏锐捕捉并抓住创新机遇而获得快速发展。
凯盛科技开展的智慧农业,就是利用这种机遇的成功例子。凯盛科技用高透光率的白玻璃做成阳光温室,将水泥厂排出的二氧化碳作为温室里植物生长的碳肥,同时使用太阳能光伏板发电的LED 灯对植物进行光合作用,这些技术的综合运用让凯盛科技种植的西红柿产量远远超过了同行,取得了不错的经济效益。
中国建材所属企业生产出了一款新型折叠电动自行车,重量为6千克,工厂还可根据个性化需求适当减轻重量。现在,我国很多城市都有地铁,但有的乘客从出发地到地铁口、从地铁口再到目的地,往往都还有一段距离,这种折叠电动自行车可以有效解决上述出行中遇到的“最后一公里”问题。通常,这种折叠电动自行车的一块电池可供体重90千克的人行驶30公里。
面对地球气温升高的挑战,我国政府明确提出了2030年“碳达峰”与2060年“碳中和”目标,并推出了一系列政策措施。这意味着我国能源结构要进行大规模的调整,据有关专家预测,仅我国能源结构调整就将带来136万亿元的投资,也有人认为新能源是下一个取代房地产的万亿级支柱产业。比如,现在快速发展的新能源汽车、太阳能和风能、锂电池等产业都获得了重大的创新发展机会,同时在工业节能改造等方面也有巨大的发展空间。
苹果手机很受消费者的青睐,它的创新秘诀究竟是什么?其中,很重要的因素是把时尚概念引入手机,迎合市场的流行趋势和年轻人的喜好。特斯拉设计的电动汽车广受欢迎,以及旨在向全世界提供电力的“特斯拉能源”计划也备受关注。马斯克改变了人们过去对蓄电池的认识,把蓄电池做成了流线型,外表美观时尚,可以像幅画一样挂在屋内,被称为能量墙家用电池。这确实引发了我们的思考,企业管理者不能简单地把产品当成一般功能性产品,应为产品融入更多时尚元素,以吸引广大消费者的关注。
创新并不神秘,它既有规律可循,也有模式可依。创新模式包括自主创新、模仿创新、集成创新、协同创新、持续性创新、颠覆性创新、商业模式创新等。普通的经营者在创新上没有形成或掌握可依循的模式,而有效的经营者会根据自身状况和发展阶段,在实践中认真研究,活学活用这些创新模式。接下来,我将主要讨论其中的五种创新模式。
过去,我们比较习惯于模仿创新。模仿创新的好处是降低成本,提高效率,是后发经济体和企业的主要创新模式。但是,现在单靠模仿创新越来越行不通了,究其原因,
既然一流技术买不到,技术引进、技术模仿都无路可走,我们自己又必须要提升产业竞争力,那就要大力开展自主创新,只能依靠自身力量掌握一流技术的知识产权。
自主创新是独立、原始的创新,难度比较大,投入很大,耗时长。比如,华为在世界各地拥有研发人员约10万人,2021—2023年研发投入在公司收入中的占比均超过了20%(2023年,华为的销售收入超过7000亿元),研发投入总额排名居全球前五,它的鸿蒙系统和5G 通信就是自主创新的成果。
而在医药领域,就一种重大新药的研发而言,大约要用10年的时间,过去需要花费10亿美元左右才能做成,现在平均需要花费26亿美元。
今天是科技竞争时代,关键核心技术是要不来、买不来、讨不来的,只能靠自主创新。更何况我国一些企业经历了跟跑、并跑,一些创新在全球处于领先水平,几乎没有可参照的模仿对象,这也要求我国企业必须进行自主创新、原始创新、独立创新。自主创新的难度比较大,大多是由国家研究机构、大学实验室、大企业的中央研究院和实验室完成的。
企业要特别注重建设一流的实验室和研发装备技术。现在有些企业规模很大,生产线很多,但没有一流的实验室,这样就很难具备自主创新的能力。像中国建材的电子玻璃、药用玻璃、发电玻璃、超薄光伏玻璃的研发,都得益于蚌埠玻璃工业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简称“蚌埠院”)国际一流的玻璃实验室和彭寿院士这样的技术带头人。在装备研发上,中材国际四个水泥院长年进行水泥装备的研发,使中国建材的高端化水泥装备为全球同行所认可,市场占有率达到65%;中复神鹰能够量产T1000碳纤维等产业链上“卡脖子”的关键材料,主要得益于它在干喷湿纺原丝设备和碳化炉装备方面的研发。
在江南造船(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调研时,我参观了它的船舶建造现场和数字化实验室。它的盈利能力位于行业前列,拥有10个创新实验室,同时开展上百项研究。造船业非常复杂,有许多新技术的应用场景,它让研究与实践紧密结合,解决传统制造业的实际问题。我还去了长城汽车,它结合全球法规、气候、路况、技术趋势,投资数十亿元建设研发硬件能力,包括环境风洞、电磁兼容、智慧交通等国际一流的综合试验室、试验场地。目前,长城汽车研发人员占公司总人数的比例约为30%,达到世界一流水平。
日本企业过去非常重视技术引进,但并不是简单地把引进的技术直接用于生产或制造产品,而是无一例外地进行了消化吸收,使之成为自己的东西。比如,半导体最早是美国人发明的,而使半导体收音机在全世界普及的却是索尼这家购买美国专利的日本公司。在整个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日本企业基本上以引进技术为主,但随着日本企业竞争力的增强,欧美企业提高了警惕,使得日本企业后来不得不转向开发自己的技术。日本大企业现在都建有研发机构,并将相当于营业收入3%的资金用于研发,进行许多前瞻性研究。
党的二十报告强调,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坚持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经济主战场、面向国家重大需求、面向人民生命健康,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以国家战略需求为导向,聚焦力量进行原创性引领性科技攻关,坚决打赢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加快实施一批具有战略性全局性前瞻性的国家重大科技项目,日它创建于1865年,历经江南机器制造总局、江南船坞、海军江南造船所、江南造船厂等组织形态。
增强自主创新能力。除了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浮法玻璃外,中国建材在玻璃领域还有几项创新。手机屏幕上有四片玻璃:两片液晶面板玻璃、超薄电子触控玻璃和表面非常坚硬的高铝金刚玻璃。这几片玻璃的生产技术很复杂,过去由发达国家垄断,近些年中国建材打破了这种垄断,把这几片玻璃都做了出来。以超薄电子触控玻璃为例,玻璃越薄,透光性能就越好,柔韧性好,重量也会随之减轻。但是玻璃太薄又非常易碎,怎样让玻璃既薄又有足够的强度和柔韧性,是个世界性难题。蚌埠院开始了长达30多年的探索,凭借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成套先进技术及装备,近年来相继拉引出0.2毫米、0.15毫米、0.12毫米的超薄玻璃,实现了从“超薄”到“极薄”的跨越,接连刷新世界纪录,为我国玻璃产业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也使得超薄玻璃的国际市场价格降低了2/3.2024年,蚌埠院牵头研发的“高世代TFT-LCD 超薄浮法玻璃基板关键技术与装备”项目,荣获国家技术发明奖二等奖。自主建成的中国首条8.5代浮法玻璃基板示范生产线,是创新链、工程链、产业链“三链融合”的创新实践。
随着5G 、AI等技术的快速进步,人机交互需求会越来越多,柔性显示成为引领显示产业新一轮变革的动力引擎。可折叠手机成为未来产品升级的方向之一。中国建材旗下的凯盛科技利用自身在柔性触控玻璃上的科研攻关和产业化能力,自主研发并生产出30~70微米厚度的主流规格超薄柔性玻璃,能够实现玻璃连续90万次弯折不破损,弯折半径小于1.5毫米,达到行业领先水平,打破了国外垄断,从源头上保障了中国信息显示产业链的安全。
自主创新不是每个企业都能做的。20世纪70年代,西方人提出O 106有效的经营者了集成创新的概念。集成创新是开放式的创新,它是把各种创新要素结合起来进行的创新。这就如同“把做面包的技术用在蒸馒头上”,是介于自主创新和模仿创新之间的一种创新形态。今天,全世界几乎没有什么技术是由某个企业单独开发的,各企业在创新的过程中互相借鉴、互相学习,探索和开发新技术,实现各种要素的有效集成和优化组合,这就是集成创新。
企业很难完全关着门做出一个产品,练就独门绝活。吸纳海内外资源为我所用,取得“1+12”的效果,是集成创新的真正价值所在。比如电动车,特斯拉做,宝马也做,现在几乎每个汽车厂都做电动车,原理一样,但是电池型号、设计款式等都不太一样。
在全球化新时代,能将分散创新的研发效率、大规模创新的协同效应和大规模应用的市场效应紧密结合在一起的企业,才能占据主动。对企业来说,有时窗口期很重要,如果一个窗口期都没有,有些事情就做不下来;而错过窗口期,就会错过宝贵的机会。在“卡脖子”的关键领域,我们要强化自主创新,而在其他领域,我们可以进行开放、合作的集成创新。
这些年来,中国建材在集成创新方面重组海内外高科技企业,积极引入先进技术和高层次人才,牢牢控制行业制高点,真正做到在相关领域领先一步。例如,在风力发电机叶片领域,中国建材2007年收购了德国做风力发电机叶片的NOI 公司,后来更名为SINOI公司。NOI 公司位于德国的北豪森市,鼎盛时期曾是欧洲第二大风力发电机叶片供应商。德国风力发电走入低谷的时候,由于股东方撤资,这家公司当时进入破产保护程序。中国建材抓住有利时机,成功收购了这家公司,成立了海外研发中心。这场重组开创了中国本土企业收购国外风力发电设备公司的先河,成为“中国学生”收购“洋师傅”的典型案例。通过重组,中国建材一跃成为全球兆瓦级风力发电机叶片领域的领导者。
过去,日本、韩国和中国几乎垄断了液晶显示屏市场,中国产业长期忍受“缺屏之痛”,相关的核心技术相当于零。2002年,受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韩国现代电子决定出售自己的液晶显示业务。2003年,京东方看准机会收购韩国现代电子麾下TFT-LCD 液晶面板生产线,通过收购海外企业的技术、市场及人才,消化、吸收、再创新,高起点地迅速切入液晶显示领域,并于同年9月建设国内首条依靠自主技术的液晶显示生产线代TFT-LCD生产线。这结束了中国的“无自主液晶显示屏时代”。
京东方用了短短十多年的时间,带领中国显示产业在全球实现了从跟跑、并跑到领跑的转变,解决了长期困扰我国电子信息产业“缺芯少屏”中“屏”的问题。现在,京东方的面板出货量和出货面积全球领先,不光生产LCD,还生产OLED.以京东方为代表的中国企业柔性OLED出货量,已经超过了韩国。近期,京东方投建的国内首条第8.6代AMOLED生产线奠基仪式在成都举行,该生产线的建设将极大地推动OLED显示产品快速迈进中尺寸发展阶段,引领中国OLED产业实现质的飞跃,对促进半导体显示产业优化升级具有重要意义。
我在与京东方董事长陈炎顺的交谈中了解到,京东方的创新发展与资本市场的巨大支持是密不可分的,因为建一条液晶显示屏生产线需要近百亿元的投入,那就要借助资本市场的力量。京东方向项目所在地政府所属企业增发股票,随着公司发展、股价上涨,政府所属企业在市场上就会逐渐退出,外部资本逐渐进入,这个过程非常之巧妙,综合利用了几方面的力量。
今天解决“芯”的问题,也得靠举国之力进行联合开发和集成创新。完全解决芯片国产化问题可能还需要一段时间,因为芯片研发中的半导体材料、理论构架、设计、制造等方面都非常复杂,要集成各种创新要素,单靠某一个企业可能做不了,需要企业之间、企业与高校之间等多方面的合作。
2021年,我去上海调研了国际领先的数据处理及互连芯片设计公司——澜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简称“澜起科技”)。作为科创板首批上市公司,澜起科技成立于2004年,2019年7月登陆上交所,致力于为云计算和人工智能领域提供高性能、低功耗的芯片解决方案。澜起科技与上海交通大学共建了“集成电路设计前沿技术联合实验室”,该实验室聚焦集成电路领域,重点围绕技术创新和人才培养两个方面开展合作,力争实现关键领域的技术突破,推动科创和产业的深度融合。
企业中的大量创新主要是持续性创新。有关统计数据显示,多数企业家认为10年之后企业90%的产品会改变;但是,10年之后很多企业90%的销售收入还是依靠已有产品,只不过是更新换代后的产品。企业要立足于现有产业,深入挖掘创新潜力。天下没有不赚钱的行业,只有不赚钱的企业,关键是企业家要在行业和企业中寻求适合的创新点。
中国建材是全球水泥大王,我常问一个问题:“大家喜欢水泥吗?”很多人都笑了。可能大家不喜欢,其实我们每天生活在水泥钢筋的大楼里,但往往忽视了水泥的存在。人类炼铜、炼铁都有几千年的历史,生产水泥却只有不到200年的历史。水泥是个好东西,如果没有水泥,城市建设和日常生活都是无法想象的。水泥虽传统但不落后,我多年前去拜访拉法基总裁乐峰,他当时问我:“你觉得未来50年有没有一种材料能代替水泥?”我想了想说:“没有。”他说:“我也认为没有。”也就是说,水泥这个产品在短期内不会被颠覆。
中国的铁矿砂主要依靠进口,木材也大多依靠进口,而水泥的原料石灰石在中国的储藏量有9万亿吨,我们还是个富煤国家,所以用水泥做建筑材料是我们的偏好。同时,水泥有很多钢材、木材所不具备的功能,比如流动性,并可在流动以后再固化。其实,建筑用的水泥只有35%,65%的水泥用于基础建设,修筑道路、机场、桥梁、隧道、水坝等。嘉华水泥、中国建材总院携手中国长江三峡集团有限公司等合作研制出了一种低热硅酸盐水泥(简称“低热水泥”),这种水泥让“无缝大坝”得以真正实现,三峡大坝、白鹤滩水电站、乌东德水电站等都用到了中国建材生产的这种特种水泥。
这些年水泥行业一直在进行创新,从小立窑生产水泥到湿法水泥,再到现在的新型干法水泥,技术水平一直在进步。今天,水泥行业正通过技术创新加快转型,推进智能化、节能减排、技术提升,提高附加值,同时也在大力推广“水泥+”模式。这一模式的实质是互联网思维,通过开展“水泥+骨料+商混+机制砂+干拌砂浆+固废处理”的全产业链运营,提高了产品的附加值和竞争力。
在中国建材创新的过程中,我提出赚“两头”的钱,一方面要善用资源,做好自然资源的保护和合理的开发利用,另一方面要做高科技新材料的研发。资源类材料有哪些呢?石灰石、骨料、砂石等材料都属于这一类,也可以称为“自然的科技”。在西方国家,大的水泥公司基本上都是水泥、商混、骨料一体化经营,约30%的水泥供应自有商混企业、骨料则是水泥产量的2~3倍。中国建材是全球最大的水泥和商混制造商、下一步也要做大骨料规模。在开发和利用自然资源的同时、我们要把“自然科技”与人类科技结合好,通过资源利用产生的丰厚收益反哺和支持高科技、新材料等产业的发展。
颠覆性创新是用新技术颠覆传统技术所实现的创新,但并不是所有行业都会被颠覆,通常越是传统的行业越不容易被颠覆,而越是科技含量高的行业越容易被颠覆。比如,录像机、彩色显像管、胶片等行业就被颠覆掉了。而医药、IT 同属高科技领域,医药领域的阿司匹林是1897年发明的,但到现在还在用,IT 领域则有个摩尔定律,即每18个月晶体硬件等产品技术就会更新换代一次。不少行业都已进入了“摩尔时代”,随着创新的速度加快,甚至有人称摩尔定律已经失效。企业在做好持续性创新的同时,也应积极尝试颠覆性创新。事实上,一些大的领先企业之所以会失败,就是因为对持续性创新比较坚持而对颠覆性创新不够敏感,柯达等企业就是前车之鉴。
当年,柯达员工发明了数码成像技术,但是管理层压制了这个技术,因为害怕新的技术会对现有胶卷的丰厚收入和利润造成冲击,从而错失了良机,日本把这个技术拿去利用,最终将柯达逼到破产了。当时数码技术还不发达,只有200万像素,数码相机像个小孩玩具,一些专家认为这个新的技术不可能颠覆传统的胶卷。结果,数码相机迅速地从200万像素发展到了2000万像素,到现在可能都有几亿像素了,胶卷就这样被颠覆了。
我在宜宾参观了一家做智能投影和激光电视的科技公司——极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简称“极米科技”)。2013年,年轻的创业者钟波创立了极米科技,公司于2021年在上交所科创板上市,现在做出了琳琅满目的新产品。回想一下,液晶显示电视的诞生似乎就在昨天,液晶把彩色显像管颠覆了,没想到今天遇到了新的颠覆者。
哈佛大学商学院克里斯坦森通过大量案例证明,良好的管理可能导致部分企业衰败。管理层所做出的合乎逻辑的、强有力的决策,可能会使企业失去领先地位。究其原因,就是领先企业太注重现有客户和市场,对原有技术路径过于依赖,从而与颠覆性技术失之交臂。在不确定的市场环境下,企业如果还只是用过去熟悉的质量、价格、服务三要素来降低成本,不重视创新,就可能会衰败。
企业既要有持续性创新,又要关注颠覆性创新,这就是所谓的创新的两难。现在一些大的汽车制造商,既要做好燃油汽车,也要开发电动汽车。那么,如何既造“矛”又造“盾”呢?最好的办法是把进行颠覆性创新的部分独立出来,建立新部门,同原有业务分开,依靠原有业务部门搞颠覆性创新是很难的。也就是说,让研究燃油汽车的人去搞电动汽车不太容易,应专门组织一帮技术人员,甚至地点也不放在一起,因为技术逻辑完全不同。
电动汽车和燃油汽车都是四个轮子的,但是燃油汽车是机械产品,电动汽车是电子产品,或是移动智能终端。汽车已从机械产品变成了电子产品或移动智能终端,过去燃油汽车里的发动机、变速箱等都是很有技术含量的,没有几十年的积累是造不好的;但是电动汽车的核心技术“电池、电机、电控”与燃油汽车的逻辑完全不同,技术上简化了2/3,甚至更多。小米这样的企业是有优势的,它的粉丝号召力、多年的生态圈建设以及对自动驾驶技术的积极拥抱,将有望成为它另辟蹊径的制胜法宝。随着小米汽车SU7的发布,小米完成“人车家生态”布局,全面打通人、车、家的场景,实现硬件设备无缝连接、实时协同,带动产业链合作伙伴共创以人为中心、主动服务于人的超级智能生态。
我国大型汽车企业以前基本都是顺风顺水的,但是近几年受到了新能源汽车的冲击。尽管它们也在研发和制造新能源汽车,但坦率来讲,它们的新能源汽车还没赚到钱,而赚钱的仍是燃油汽车。所以,它们既要造“矛”,也要造“盾”,不做燃油汽车今天就没法生存,但不做新能源汽车可能明天就被颠覆。在电动化、智能化、网联化的趋势下,产业链不断向外拓展延伸,汽车由过去的机械产品转变为数据决定体验、软件定义产品的移动智能终端。近年来,传统车企、造车新势力、芯片巨头、互联网企业与手机厂商均在新能源汽车这个万亿级赛道上展开布局,在头部品牌格局基本奠定的同时,新的品牌和车型不断涌现,为用户提供了多样化的选择。而芯片短缺、原材料价格上涨引发的供应链危机,则给整个产业链带来了更多重塑与转型的机会。
2023年,我国汽车产销量均首次突破3000万辆,其中,中国品牌乘用车市场份额达到56%。新能源汽车产销量达到950万辆左右,其中,中国品牌产销占比80.6%。对新能源汽车而言,电动化是上半场,智能化是下半场。汽车企业应该抓住机遇,建立起自己在技术、品牌、渠道和供应链上的优势,积极打造一流的品牌。
作为新能源汽车的“心脏”,动力电池是新能源汽车最重要的组成部分。过去电池回收是产业发展中不可逾越的一道坎,而现在随着技术的不断革新,能够做到百分之百回收。我之前去枣庄参加了一场国际锂电产业展览会,57家锂电池相关企业扎堆枣庄,形成了产业集群,包括欣旺达都到那里去投资,锂电产业成为枣庄城市经济发展的新增长极。在国家“双碳”目标指引下,电动汽车、动力电池等新能源相关产业都有巨大的发展空间,是提振经济信心的潜在增长极。
新一轮科技和产业变革日趋激烈,对我国的产业发展来说既是挑战也是机遇。企业只有不断创新,才能掌握主动。创新要着重打造新的增长点,包括新业务、新产品等。宁德时代近些年的效益很好,全球市场占有率也很高,但即使是宁德时代这样的企业,它在创新上也是绷紧了神经,坚持四大创新支撑:材料及材料体系创新、系统结构创新、极限制造创新、商业模式创新。
2022年6月,宁德时代发布CTP3.0麒麟电池,吉利汽车控股有限公司旗下高端电动品牌极氪001成为搭载麒麟电池的全球首款纯电续航里程超过1000公里的量产车型。宁德时代还推出了凝聚态电池,下一步是固态电池。
虽然创新和技术进步有关,但两者并不能画等号,因为创新不完全依赖技术。在企业里,高科技固然重要,但也要重视中科技、低科技、零科技的开发应用。其实,零科技主要就是商业模式创新,虽然不算技术创新,但它同样能够创造巨大价值,也是重要的创新方式。像麦当劳、肯德基、星巴克、等知名企业,以及淘宝、京东、美团、滴滴等新业态公司,都没什么特别高端的技术,但是通过探索新的商业模式而创造了新的价值,从而取得了成功。这就是商业模式创新的力量。
随着商业模式研究和实践的深入,大家较为普遍的看法是,商业模式对于企业的价值创造、价值传递和价值获取,以及利润和经营目标的实现至关重要,决定着企业能否在市场中生存下去。商业模式创新就是发现新的价值创造方式,为企业、客户、社会创造价值,从而淘汰旧的商业模式。企业不是为创新而创新,而是为解决客户问题和为客户创造价值而创新,这是创新的根本理念。做企业要在商业模式上动脑筋,学会在价值链、价值网甚至价值圈层中思考问题,通过改变商业模式的构成要素或组合方式,用不同于以往的方式提供全新的产品和服务,不断提高价值创造能力和盈利水平。
说到电商,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很多人习惯了“阿里第一,京东第二”的说法。然而近几年,拼多多一跃而起,以迅猛的发展势头搅动市场格局。拼多多刚出来的时候,给人们的印象就是“砍一刀”,依靠平台拉新等模式仅用2年时间就拥有了3亿用户,与发展十几年的京东几乎持平。随后拼多多继续走低价路线,追求性价比,席卷三四线城市和农村市场。除此之外,拼多多的海外电商也在发力,它的跨境电商平台Temu 的用户数增长迅猛。现在,全球基本上都沉浸在消费降级的风潮里,而拼多多正好赶上了这波风潮。
蜜雪冰城股份有限公司(简称“蜜雪冰城”)是一家聚焦下沉市场的企业,也是坚持低价策略的典型案例。它的商业模式主要是采用了专注加盟的S2B2C (供应链-加盟商-消费者)经营模式,通过加盟扩张,赚取供应链的钱,同时通过供应链优势和标准化流程,降低加盟商的运营成本,提高整体盈利能力。
中国建材智慧工业服务的模式有点像香格里拉酒店集团连锁管理饭店的模式。中国企业在走出去时,在海外建了很多工厂,我们可以输出一大批有技术水平和管理能力的人员为它们提供外包式管理,主要是提供技术支持和管理服务。现在,中国建材已经管理了中东、非洲、俄罗斯等国家和地区的70多个工厂,未来争取达到100个。这些都是商业模式的不同选择。
我国市场很大,任何一个产品或任何一个商业模式,一旦有市场都可能赚到钱。在创新方面,像芯片、生物医药、航天、新材料等高科技领域,任何一项创新都不容易实现,而商业模式创新比高科技创新的安全系数要高,难度也小。互联网带给企业的影响,不只是技术本身的应用,更重要的是它改变了人们的思维方式。互联网思维的最大好处,是想问题不拘泥于某一点,而要发散思考,发挥特定业务或技术在生产要素配置中的优化和集成作用,增加服务空间,不断创造新的商机,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互联网+”。
“+”模式的实质是跨界、融合、开放,也就是依托一个优势业务或创新要素,开展跨界经营,把过去的孤岛式创新连接起来,推动企业生产模式和组织方式变革,增强企业创新能力和创造活力。这对商业模式创新很有启发。企业如果真正理解了“+”的模式,可能生意就做活了。做企业的人都希望实现盈利,有了一个业务,就想着再做第二个、第三个等。其实,企业不妨看看已有业务能不能“+”一下。
以“玻璃+”为例,我们已经进入5G时代,但5G信号传输穿过混凝土会受到一定影响,可以通过房屋的玻璃传输信号,也不会影响玻璃透明度。另外,将来道路上行驶的智能车、无人驾驶汽车的挡风玻璃和后面玻璃上全是电子元件,而且是透明的,可以作为显示屏使用,会标出车辆行驶的速度,也会回答各种问题,车里不用另外安装显示屏。这些都属于“玻璃+”,光看这块玻璃,肯定赚不到多少钱,但是把它的功能无限扩大之后价值就提升了,这也是互联网思维。
在我国建设创新型国家的过程中,建立创新文化至关重要,这是激发企业创新动力的沃土,也是点燃草根创新活力的火种。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埃德蒙·费尔普斯先生曾提出担忧,中国亟须进行高速的本土创新,大规模创新需要有智力能力和接纳广泛创新的大众,中国是否有这样的文化去推动创新?这个问题需要全社会共同关注。
深圳的崛起是个奇迹,经过40多年的改革开放,它从一个小渔村发展成了一座现代化大都市,也成了全球瞩目的创新高地。那么,深圳是怎么做到如此飞速发展的?深圳的创新又有哪些启示?我认为,创新不仅是市场行为,政府在引导创新上也发挥了重要作用。正是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的合力,在深圳创新环境的塑造上起到了关键作用,两者的结合也为深圳企业提供了良好的成长土壤。
记得有位深圳市领导讲过,“我们深圳的荔枝不如东莞的好,我们的海鲜不及香港,我们深圳的土特产是企业家,是企业家精神。”这些朴实无华的话一语中的。深圳是座企业家的城市,深圳是片企业家成长的沃土,在这里,人人创新,家家创业;在这里,企业家精神、创新文化、市场竞争意识、不断学习的能力,这些要素都浑然地结合在一起,也正是形成深圳这块创新高地的真正动力。
费尔普斯认为,创新是靠创新文化和草根创新成就的。深圳的创新发展证明了他的观点,深圳的创新文化来源于改革开放的价值观,同时有机融合了移民文化、创业文化,形成了独特的创新文化。
深圳今天顶天立地的那些企业,哪个又不是由草根企业一路成长起来的呢?尽管有些条件难以复制,但深圳的创新经验和精神是可以复制的,尤其是创新文化、企业家精神和有为政府等。
以前,我多次到深圳,通常都是从一个“正立”的角度了解它。2020年春节开始,我在深圳深入了解一些创业家庭,跟深圳的一些创业者有了更多的接触和交流,可以说是从“倒立”的视角重新来看这座城市,这让我感受到了和之前不太一样的深圳。在这片土地上,那种民间创新创业的热情,让我感到震撼。在我调研的一户家庭里,从上一辈的兄弟几个创业,到现在这一代的几个孩子也出来创业,可以说人人都在创业。还有深圳牡丹荟,它有1000多位女企业家,每个人当年都是一路艰苦打拼过来的。
这让我想起大学毕业时读过的一本书,它主要讲的是美国西部当年为什么会出现那么多的创业英雄——企业家。当时去美国西部开发的都是牛仔,一起去的还有许多充满开拓精神和独立精神的女孩。后来,牛仔和这些女孩结了婚,他们的下一代就继承了“创业基因”,这些牛仔和女孩都变成了创业英雄的父母。
据了解,深圳早些年60%的人口都来自外地的农村,他们来到深圳经过辛苦打拼留了下来。现在,创新创业已经成为深圳的主流意识,一代又一代的深圳人传承着上一代的创新创业基因,发扬企业家精神,借助深交所等资本市场的力量,做大做强了一批优秀的科技企业。
我特地到粤海街道办事处调研,这个街道的辖区里当时有107家上市公司。在和几家上市公司高管座谈的过程中,我就有一种非常强烈的感受,深圳的政府部门更多时候扮演的是服务者的角色,企业通常感觉不到它的存在,但是当需要的时候它会马上出现,即“无事不扰,有事服务”。这就是深圳的环境,也是深圳创新活力的来源。
当前,深圳正在大力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提出“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打造具有全球重要影响力的产业科技创新中心”的战略目标。深圳拥有非常浓厚的创新创业氛围,未来产业的发展基础雄厚,既有腾讯、华为、比亚迪等大企业,更有众多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释放活力。深圳也是一片投资的热土,营商环境好,民营经济发达、高新技术产业发展优势明显,具有应用场景丰富、产业体系健全和联通内地广阔市场等综合优势,相信“新质生产力”将为深圳绿色化、智能化、可持续发展注入新动力。
对企业来说,要想让创新真正落地,创新文化同样重要。文化是创新形成的环境和土壤,是创新的基础,既是吸引人们进行创新活动的精神条件,又是激发人们参与创新活动的原动力。创新文化一旦形成,就会对各类创新群体产生影响,触发他们的创意进而形成创新活动。一家创新型企业,一定是以创新为核心价值观的企业,一定是一个大力培育和激发创新意识、弘扬和保护创新精神的企业。
创新文化是一切创新的前提和源泉。有效的经营者认为,建立创新文化对企业来说很重要。在导向性方面,它能激励或激发人们进行创造,保持创新思维,提高创新效率,从而实现创新目标。在引领性方面,它能促使人们保持锐意创新的勇气、敢为人先的锐气、蓬勃向上的朝气,极大地增强企业活力,推动企业不断破旧立新,改进提高。在凝聚性方面,它是整个创新团队团结一致的精神动力和核心价值。在辐射性方面,它能在企业里产生浓厚的创新氛围,进而以企业创新推动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
企业要想打造创新高地,必须有一种尊重创新、崇尚创新、宽容失败的文化,给予创新人才更多的自由、更少的羁绊,让他们可以有充足的时间和资源去放飞思维、实现梦想。我认为,企业要建立的创新文化应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创新不是凭空杜撰,更不是异想天开,它根植于客观实际,必须从实际出发,按客观规律办事,因而要以科学态度和科学精神对待一切事物。这就需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求实精神,尊重规律、崇尚科学的理性精神,追求真理、敢于质疑的探索精神。创新还需要科学规划、扎实工作、埋头苦干。
创新意味着突破和变革,创新文化提倡和促进一切以新的理论、技术、方法、制度改变旧观念、旧秩序、旧规范、旧事物的创新行为。这里需要澄清两个误区:
实际上,创新从来都不应盲目冒险,而应认真思考、评估和把控风险,任何创新都要量力而行,打有准备、有把握之仗。
其实,创新是合作的、全面的、开放的,创新必须和各方力量配套、协调进行,还要实现不同创新主体之间的沟通借鉴、交流合作。
创新就是为了超越过去,而超越的动力来自对新价值的期待和创造。创新是一个具有鲜明价值目标的创造过程。人们对创新的热衷,主要并非源于创新本身,而是创新所带来的价值。企业不是为了创新而创新,而是为了解决客户的问题而创新,为了给客户创造价值而创新,这是企业创新的根本理念,也是我做企业一直坚持的重要准则。
创新是个破旧立新的过程,也是个试错的过程,这就意味着未知和不确定性,甚至是失败。因而,无论是社会还是企业本身,既要弘扬敢为人先的创新精神,也要有包容心、宽容度和承受力,还要敢于承担创新的风险和责任,营造不怕失败的宽松氛围。创新伴随着巨大的风险和压力,对于创新中的过失和失败,应予以一定的宽容,不能认为成者王败者寇,要给予失败者安慰与关怀,鼓励失败者东山再起。
人是创新活动的主体,企业创新文化归根结底要以人为中心,充分尊重每个人的创新主体地位和主人翁意识,最大限度地调动人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企业要通过各种途径,启迪、引导、激励和鼓舞创新活动,形成激发创新热情、鼓励创新行为和提高创新回报的环境,搭建事业平台、人生舞台,真正让人才引得来、用得好、留得住,使他们有满足感、获得感、幸福感。
企业不仅要择天下英才而用之,更要营造有利于创新创业的文化氛围。中华民族是勇于创新、善于创新的民族,古代在天文历法、数学、农学、医学、地理学等众多领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16世纪以前世界上最重要的300项发明和发现中,我国超过一半,远超同时代的欧洲。中国人极富浪漫主义和想象力,像《西游记》展现了丰富而令人称奇的想象力,会讲神话故事的国家也会有创新意识。但近代以来,我们多次错失了科技和产业带来的巨大发展机遇。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奋起直追,科技的整体实力和科研队伍的素质都有了显著提高。在中国经济转型发展的今天,我们应始终保持清醒认识,大力实施创新驱动战略,积极营造鼓励大胆创新、勇于创新、包容创新的良好氛围,让创新成为一种人生态度、一种民族精神、一种文化风尚。
我从头到尾认真读了费尔普斯的《大繁荣:大众创新如何带来国家繁荣》,书中的两个观点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因为大规模的创新有赖于普通民众的创新、必要的知识能力和公众对创新的广泛接受程度,这就需要一种特殊的文化——价值观。费尔普斯认为,国家经济繁荣兴盛的源泉是现代价值观,如参与创造、探索和迎接挑战的愿望。这样的价值观点燃了实现广泛的自主创新所必需的草根经济活力,让越来越多的人获得了有意义的职业、自我实现和个人成长。
费尔普斯认为,很多创新不是大企业创造出来的,而是由千百万普通人共同推动的,正是这种大众参与的创新带来了经济的繁荣兴盛——物质条件的改善和广义的“美好生活”。基层技术人员和员工的创新热情,也是企业在创新时应该认真考虑的。像美国旧金山的“硅谷”、波士顿的“128公路”,其实都跟学校学生们的创新创业有关;北大等高校周围的咖啡馆、茶馆里,也有学生们在那儿聚集讨论创意、创新和创业。这就是草根创新、万众创新。
我对他的第一个观点认同,第二个观点部分认同。德鲁克在《创新与企业家精神》一书中提到,中小企业在创新方面的确更为突出,大企业往往滞后。比如在汽车时代,美国的铁路公司都去造汽车,但是最终造出汽车来的并不是铁路公司,而是像福特这样的公司。后来,汽车公司一股脑儿都去造飞机,但是真正做出飞机的都不是汽车公司,而是像波音这样的公司。不过,大企业在创新上仍大有作为,比如美国强生、3M 等大公司靠不断创新得以持续发展。我比较赞同德鲁克的见解。
在中国,中小企业的创新能力也是挺强的,它们的确推动了我国经济的发展。当年产生了像腾讯、淘宝这样的成功企业,现在的中小高科技企业借助资本市场的力量,也实现了较快的发展。但是,我们同时还要看到,像华为、比亚迪这样的大企业,包括一些大型国企或央企,它们也在不断地加大创新投入,而且往往解决的是一些“卡脖子”问题,在创新上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实际上,我国既鼓励中小企业创新,也提倡大企业创新,我们要把两者结合起来才比较客观。
创新是一个自下而上的过程。如果要创新,企业必须有一个比较活跃、开放的文化环境。没有好的大环境,没有适宜的机制,企业很难吸引人才,即便人才来了也很难留住,抑或是人才长期被压制,慢慢就会失去才能。这就好像挖来一棵树苗种在你的地里,如果地里的环境不好,土壤干枯、缺水少肥、温度不佳,再好的树苗也难以成活。在企业里,要弘扬创新的文化,建立创新的文化,让企业成为创新的沃土。